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不断的发展，人们在满足生存需要的同时，逐渐地开始重视精神上的需求。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日益迅速。而在距今天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唐代，大唐盛世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旅游业的发展同样到达了一个高潮。
由于时代环境的特殊性，唐代的旅游活动也呈现出了自己独有的特点，除去旅游活动本身外，还包含着政治，宗教以及文娱等等方面的社交元素，同时也呈现出极大的包容性。
《论语·子张》中曾经写到“学优则仕”，古时候大多数学子寒窗苦读的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平步官场。
随着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逐步完善，古代学子的致仕之路也慢慢变得严格，科考的内容也慢慢变得繁琐。为了尽可能地减少中央筛查学子的工作所承受的压力，自唐朝开始，便将科举分成了乡试和省试两步进行。
古代的时候交通并不是非常便利，所以即便乡试和省试之间相隔半年之久，大部分学子依然会选择尽早启程。《书》中就曾经记载到“每岁进士到省者，常不减数千余人。”，然而每年最终录取的进士人数仅在百分之二十左右，由此可见唐朝入仕的竞争有多激烈。
这样一来，学子在奔赴考场的路上就不能放任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便是游学。古人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学的过程中，学子们不但可以增长自己的所见所闻，将书本理论应用实际的同时，又能拓宽眼界。此外更重要的一点，在游学路上，学子们还可以广交朋友，拓宽人脉。
唐代科举考试的最终录用，除了要看个人的才华和能力以外，名人志士的推荐也很重要。著名诗人孟浩然是通过将自己的诗词投到了丞相张九龄的门下，并在最终考试的过程中得到了张九龄的推荐。
而这种在当时能够说是一种极为正常的现象，即为投卷，不同的身份也有不一样的说法，投向礼部则是公卷，而向一些达官贵人投的则是行卷。
当通过最终的殿试之后，学子便可入朝为官。一般来说，唐朝文官不会长时间在一地任职，由于朝堂上不同利益体系之间的斗争，经常会出现官员调动，而官员调动在有效维护朝政稳定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新的旅游形式—宦游。尤其是在唐中后期，藩镇势力快速地发展，宦游也更加丰富。
就算对于部分久居都城的官员来说，依然存在着宦游的的很大可能。要知道唐朝的政治环境非常宽松，相对来说官员被给予的假期也是非常多的。
比如春节，元宵节，清明等，还有立春，小满，大暑这样的节气假，更有涉及个人事务的婚丧嫁娶等等。为了不浪费每年的固有假期，一部分官员也会选择假期出游，游山玩水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体察民情。
而还有一部分的宦游却充满了无奈，那就是那些被贬谪的官员，他们要么是去苦寒之地的委屈，要么是直接卸任的失意。当然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也能调节这些官员的情绪，更能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白居易的《琵琶行》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大唐盛世国力强盛，整个社会具有着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政治风气，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就为文娱活动的发展创造了相对理想的环境。在这种文娱活动下产生的社交活动，也为唐代文人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广泛的素材。
《旧唐书》中曾经记载到“时少列各定月俸为三十五千”，可见当时官员的薪资非常丰厚。《书•司空图传》也曾经写到“尝为作碑，赠绢数千”，体现当时从事文学工作也可以为我们自己所带来收入。这样丰厚的经济来源自然成为了唐代文人旅游社交的底气根源。
由此一来，唐代小说创作的主题内容便多以文娱社交活动为主，文娱社交活动更是让唐代文人汲取创作灵感，探讨和传播创作成果的重要途径。
唐代的文人小说大体分为两大类，其中一类便是以旅游期间的所见所闻为主要内容，比较清晰全面的的体现了地理空间的多元化和唐代当时的社会生活。
当时的岳州刺史牛肃所著的《纪闻》，就是根据作者本人的调官赴任的踪迹，记录自己在怀州，孝义等地的所见所闻以及所感。
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也是作者到常州，苏州，淮浦等地见识到的社会见闻和当地传说。曾任秘书省校书郎的段成式也在《酉阳杂俎》中介绍过当地食物，器具，风俗等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
而唐代小说的另一种则是以当时盛行的文娱社交活动为主要内容。无论是在旅游的途中，还是在当地的日常生活，唐代文人圈中最受喜爱的活动要数宴饮赏曲，集会作乐了。
这类小说一般以当时的文人角色作为主角，大多采取自述的的口吻，以“流水账”的方式记录自己考学，赴任，交友的旅游社交活动，反映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集中。
张鷟的《游仙窟》就是一部经典的以现实宴饮作乐，听唱酬曲的虚构玄幻小说。元稹《莺莺传》其中张生与崔莺莺之间的爱情故事也着重体现了人物生活所需要的的一系列社交活动。
沈亚之的《异梦录》更是围绕陇西公的集会宴请，赏玩谈物等情景大肆描写。李景亮的《李章武传》中，李章武与其官配的故事便皆是围绕着当时吟诗吟唱的社交活动而展开。
从创作的内容和形式来看，唐代文人小说的创作既离不开作者本人涉足的地域，又离不开当下社会热门的文娱社交活动，能够说是一种典型的，与旅游社交活动的兼容的形式。
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唐代文人雅士的日常生活富足之后，便开始了思想信仰上的追求。唐朝的思想环境同样十分开放，除去一直以来奉为国学的儒家思想以外，政府对于民众的思想并不束缚，文人们可以在儒家，道家，佛家等自由选择，甚至是二者兼容。除此之外，更是有外来宗教也在大唐的土地上开花结果。
随着各类宗教的持续不断的发展，许多信教人士不仅只拘泥于传统的宗教教义。以佛教发展为例，有部分佛教人士为了开拓教义眼界，逐渐地开始注重对佛经的的探索和发现，并致力于向更多的人解释传授教义，这样就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促进了唐代文人旅游业的发展。《西游记》中所写的唐僧取经即可佐证。
而另一部分既想有所作为，又想高雅脱俗的文人墨客则受到了“顿悟本心，立地成佛”的鼓励，将四处遨游做为体味自然，心中有佛的重要方法。老庄的“天法道，道法自然”更是最大限度地刺激了文人雅士探索感受自然的兴致。
随着佛教和道教的迅速发展，僧侣道士的云游讲学活动也随之兴盛。百姓们开始有固定规律，固定组织的拜佛上香，问经慕道。
更是会有人寻遍知名的寺庙或者道观，有计划地前往拜访。甚至其他外来宗教也会在中原建造庙宇，慢慢的变成为善男信女的旅游胜地。宗教的兴盛发展，不但带来了僧侣的云游讲学，更是促进了唐代文人墨客的旅游社交活动的高潮。
宗教文化风生水起，相关著作以及经书更是传播甚广，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影响了唐代文人的小说创作。唐玄奘游历一路，结束后，将自己一路的所见所闻，将途径各地的风景文化，将西域的风土民俗一一记载，最终成就了《大唐西域记》一书，广为流传。
此外更有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道宜和尚的《释迦方志》等学术作品。宗教旅游能够说是唐代学术发展的重要起源。
宗教文化的神秘特质让唐代文人偏爱有加，各种思想百家争鸣的环境下，激发出文人墨客对于朝代兴衰，岁月流逝的感慨。
据史料记载，唐代小说中以寺庙为背景，或与僧侣道士相关的文学作品不在少数，而故事地点则随机发生，大都都是作者游历之地，可见唐代旅游社交和宗教文学等的兼容性。
由此可见，唐代文人的旅游社交活动，是优越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产物，更是文学创作的丰富素材，同样，也促进了唐代的经济发展，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安定。
唐代文人的旅游社交活动与政治，经济，宗教文娱等方面互相包容，互相成就，共同组建了为后世称道的大唐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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